我和父亲共同生活了16年，具体是我1967年8月出生至1983年7月初中毕业这段时间。自从这年秋季我踏进安康农校的大门之后，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，因为他老人家已经离开了人世。

对父亲的记忆，七岁上学前基本是模糊不清的，能够记住的仅仅是上小学和初中那九年的一些往事。说心里话，我对父亲感情不深，留下的记忆也少的可怜，所能记住的都是他的缺点，比如性情粗暴，言语伤人，更令人不解的是：他在大灶旁边支了个小灶，和我们全家分灶吃饭。那时我们家里共有六口人，除父亲外，还有母亲、大哥、二哥、姐姐和我。我们姊妹四人对父亲都有意见，对他经常打骂我们，以及分灶吃饭非常反感。

记得那是上小学的时候，有天我对母亲说，父亲真不像话，竟然一个人开个小灶，不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。母亲笑着说，父亲和你们吃不到一块，他早出晚归，活路很重，加之他是关中人，口味不同，身体也有病。

母亲说的是实情，父亲老家是长安人，旧社会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跑到陕南，他的性格、口音、饮食习惯和我们有很大不同。但这不是他开小灶的主要原因，当时我家生活异常困难，姊妹四人都在读书，一家人的花销主要靠父亲卖麻花挣钱供给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天晚上父亲和母亲炸麻花都要忙到深夜，然后将出锅的麻花装进两只四方形的大蔑箱中，合上盖子，用绳子系牢;每天半夜鸡叫，母亲就要起床给父亲在小灶做饭，父亲则要赶在天亮之前吃完早点，拿出扁担，挑着担子上路;每天太阳落山之后，有时天都黑了，父亲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回家中，将当天卖麻花收到的票子进行清点，交给母亲，然后吃饭，晚上继续夜战。父亲和母亲炸麻花的手艺远近闻名，我家麻花颜色黄亮，香脆可口，人们争着购买，听说那是祖传秘方，世代相传。

那时，父亲像是不停行走的钟表，周而复始，没有停歇的时刻，每天睡眠的时间很少很少。母亲也是一样，忙里忙外，手脚不闲，仅仅做饭一项每天就要做五次：父亲早点走后，给我们做早饭;中午放学前给我们做午饭;晚上先给我们做晚饭，之后再给父亲做晚饭;捡拾停当就又开始炸麻花。

我敢肯定，父亲是当地走路里程最长的人，原吕河区境内的乡乡村村都会留下父亲的足迹。他每天挑着担子，走乡串户，吆呺叫卖。可以想象，他走的步伐沉重，他叫的口干舌燥，有时饥渴难忍，有时日晒雨淋，有时遭人白眼，有时或许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但是为了生活，不得不在山路上继续行走。那时吕河方圆几十里的人家没有不认识父亲的，他们私下经常谈论的那个挑着担子“卖果子”(当地人把麻花叫果子)的山外人，就是父亲。

由于父亲常年辛苦劳累，在我考上初中那年病倒了，我看到他买回大瓶装的苏打片，大把大把地喝那种药片，他说经常胃疼，吃不下饭。即便如此，父亲总是病了歇两天，然后继续坚持炸麻花卖麻花，就这样勉强坚持了不到一年，在我上初二时完全卧床不起了。那时父亲依然吃着小灶，但吃的越来越少了。父亲的小灶吃的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只是熬些稀粥，煮些青菜，偶尔吃点羊杂泡馍，仅此而已。父亲爱喝糖水，但他从来没有买过白糖或者红糖，每次买一小包糖精，想喝时在白开水里放上一点点。父亲对我最心疼，有时想让我也吃点小灶，喝点糖精水，但是母亲说父亲有病，不能影响孩子。父亲听了也说，是的，是的，孩子的身体健康要紧。其实父亲在年轻时已经患上疾病，为了生计，一直在忍受着，坚持着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罢了。直到1983年，父亲实在支撑不住了，离开了我们，我记得父亲去世时的年纪还不到六十岁。

父亲奔波一生，既有苦劳更有功劳，先后供养大哥和二哥高中毕业并娶妻成家，还供养了姐姐和我初中毕业。这些现在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容易呀!虽然父亲脾气暴躁，但心地善良;尽管他开着小灶，也是事出有因，情有可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是我们对不住父亲，他有病，却从来没有到医院看过，不是他不想看，是家里实在没有钱，硬是让生活的重压和疾病夺去了生命。就是这样一个病人，他对我们的付出和对家庭的贡献也超乎常人。想到父亲一生劳苦，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，我总感到心酸和遗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