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秋的一天，我女儿说，她已经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了。之所以把女儿入党看得那么重要，是因为这样我们家就是“四代党员”了。

我父亲的父亲也是中共党员，而且是我们那个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。后来我知道，我们家实际上是一个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，我爷爷以私塾先生为掩护，是这个交通站的负责人。这个党组织的上级在上海，爷爷又常常以做生意的名义到上海“跑单帮”，实际是上报情况、领受任务。但他42岁就不幸身亡，生前没有留下照片，也没有留下画像。

当时，奶奶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父亲，正在新四军服役。投笔从戎，是父亲自己的选择，那时候穷人的孩子上学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是之前爷爷卖了家里几亩薄田，咬牙供我父亲进城读书。在学校父亲受进步思想影响，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学生党员。有一天，学校来了一位特殊老师，与几个学习成绩突出的同学谈话，大意是现在“新四军东进”，军队里需要一批有文化的年轻人，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去。“去!”没和任何人商量，家里一点也不知道，昨天的学生，今天就成了打着绑腿、穿着灰布衣服的军人。

当时，奶奶急于找我的父亲回家奔丧。但在那个年月，我们那个地方，没有马路，也没电话、电报，无法联系上父亲。奶奶是旧时妇女，不但不识字，而且裹着小脚，行走极为不便，于是就坐在当时苏北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木制独轮推车上，由人推着，在窄小泥泞的路上走了两天一夜，到200多里外的一个驻地，终于找到了我的父亲。当时父亲是一个机要员，正在收发电报，领导见了我奶奶，瞅了她的那双小脚，知道情况后，当即批准父亲和奶奶一同回去。谁知此一去，再也未能归队，我父亲处理完爷爷的丧事，再回到原部队驻地时，部队早已开赴其他地方，由于保密，无人知道去了哪里。

和部队失去联系，父亲又返回家乡，找到了当地党的组织，说明了情况，并请组织安排自己的工作。这段时间他主要是积极参加土改运动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当了乡长、区长，组织发动翻身的农民成立互助组、合作社，直至后来的人民公社。同时，像其他普通人一样，娶妻生子，日子过得简单、平凡，但始终没有脱离党的组织，并一直为党工作。

六七十年代，我们家整日处在诚惶诚恐之中，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，一个字不认识，却知道把父亲读过的书都藏起来。有一天，我从装稻谷的瓮缸里翻出一本红皮书，书名是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。我初看不太明白，再看似乎很有道理，而且深受教育。直到我18岁写《入党申请书》，我读的“红色书籍”，除了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就是单行本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。当时，父亲下放劳动是“带薪下放”的，也就是每月都可以拿到工资，但他仍然坚持到生产队去劳动，一个人承担了生产队磨坊的工作，每天天不亮就赶牛去磨坊磨豆粉。母亲看他每天很晚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家，劝他别去了：“生产队也不差你一个人。”父亲通常不语，母亲说多了，父亲则回一句：“我是下放劳动，不劳动还是共产党员吗!”我知道这个时候父亲把“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”看得很重。父亲去世后，组织部门给他写“生平简介”，我和执笔的同志交换意见，在父亲的生平里加写了一句“他一辈子为党工作”。

我们这个家，四代共产党员，女儿年纪轻轻成了共产党员。我告诉她，做一名党员是实践的具体的，信仰建立了就要坚守一辈子，立誓为人民的初心就要践行一辈子。一路走过，或许会历经风雨，面临各种挫折，但只要对党忠诚，就问心无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