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，既没背景，也没有后台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阴差阳错的参加了工作。用农村老百姓的话来说，我从一个吃颗颗儿粮的农村娃，变成了进城工作，每月拿工资，吃面面儿粮的城里人。现在我已年过六旬，退休在家，初参加工作时陪单位下乡的往事，老在我的眼前浮现，好像发生在昨天。

我刚进十八岁就参加工作，那时不知天高地厚。公社书记说让我当广播员，实际上是架线员。第一件工作就是架一条途经张河公社权口珍珠神洞，直到刘家河共六个生产大队的广播线，这些地方全是翻山越岭，高强度工作整天感觉既累又饿。七十年代吃饭是个问题，一日两餐，每餐交半斤粮票，一角二分钱。生产队长为了给我们安排伙食，费不少力，即便是吃饭交票交钱，还是没有人家愿意管饭。一连三天都安排在一户刘姓家吃饭，三天都是一样饭，以红苕为主，抄红苕叶或杆为菜，说是玉米糊都实际上是红苕块煮上少量玉米粒，就是这样我和同行的老杜每顿都吃三大碗。现在老犯胃酸，可能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。那时候下村工作，基本上是在群众家住宿。记得生产队长说别的家不好安排，就住我家吧，老杜有些拐(旬阳方言：有心眼的意思)，说有事，先回去了。我一人晚上住在队长家，时到秋天，晚上有些凉，生产队长说没水，就不洗脚了睡吧，我一看床上捕的是凉席，一床被子已不看清是什么颜色，通常叫油滓子。没办法，连衣服屈在床上冻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老杜来了，我说你到底比我狡猾。现在我常犯气管炎，也许就是那时受冻落下的病根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回想第一次下村工作，吃第一顿饭，睡第一次农户家，真是别有滋味。四十年前的往事不堪回首，难以忘怀。我感慨：忆往昔，峥嵘岁月不逢时，看今朝，灯红酒绿年轻人。我们那一代人当年的生活，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。

1975年秋的一天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区委书记让我和他一起下乡。按说轮不上我，原因很明显，一是我才调到区上情况不熟，二是没经验，不到二十岁，对工作怎样搞一窍不通，狗屁不懂;三是书记对我也不了解，我对书记也不熟悉。奉命陪同，七天去了四个公社。因为人老实，一路上出了不少洋相。那时没有公路，下乡全靠11号(两条腿)。第一站从神河到白庙公社，谈完工作后叫吃饭，我以为可能要大餐一次，饱吃一顿。实际是用两条长板登一拼当饭桌，四碗菜，一壶散酒，唯一的荤菜是野兔肉，算是高档了。我看有些太不象话，事后问同事，说招待区委书记怎么能那样，同事说那算不错的，一般都没有酒菜招待。到石门、楼房两个公社，要走七八个小时山路。一路上，书记总是背个大挂包，我这人太老实，也不知道给书记背一下，书记实在背不动了才说，小陈把包给背一下，我一背才知道包太重。晚上同书记住在公社客房里，临睡前，书记说包里有馍片，让我一同吃一点，我一看包里基本上是模片，才知为啥那么重，因为要走几天，书记对生活早有准备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书记也升职为县上领导，我也阴差阳错先后在同书记下乡的几个公社任职。更巧合的，是撤区并镇后我在原区公所并为镇后的镇党委任书记，并和我的启蒙书记在一个办公室一起办公。时代发展到今天，不知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变化，还是人类社会的变化和人的进化，很多事情都是物是人非。但是我想，我有一点是不能变化的，我也没有变，那就是不能变了我是农村娃这个根;我更不能忘的，是我的那一段在农村工作时的那些片段，那些经历，那些记忆，让我终身难忘，受益匪浅，受益终身!

回忆我的工作经历，1974年至1980年前后，我在原张河公社任广播员、神河区农技站任农技干部;1980年至1989年先后在原楼房公社、石门公社、金寨公社、神河镇任主任、书记;1989年至1991年在安康市委党校党政管理专业学习，1992年至2002年先后在吕河区、神河镇任副区长、书记等职。2003年至2016年，任旬阳县纪委副书记、监察局局长、主任科员等职，2016年7月退休。任职期间曾多次评为市、县先进党务工作者和五好党委书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，我的成长进步，与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。现在我虽然退休了，但我要做到退休不褪色，要像在岗工作那样，关心国家大事，关心县域经济发展，发挥余热，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