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在中国古代，介于国法和家规之间的还有乡约。乡约并不只在乡村中流行，明代城市中也能见到乡约的踪影。乡约有一套入约民众必须遵守的生活规则，这套规则鼓励人们崇礼向善、守望相助。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，一般认为是北宋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创制的《吕氏乡约》，它对后世基层社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
蓝田吕氏一门四杰

蓝田吕氏是北宋著名家族，吕氏一共有兄弟六人，其中四人名留史册。他们或出仕为官，或潜心问学，或居于庙堂，或处于乡里，各自均成就了一番事业。

吕氏家族最知名的成员要数北宋名相吕大防了。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，任用王安石主持改革的神宗死后，年幼的哲宗即位，垂帘听政的宣仁太后任用旧党司马光等人，废除王安石提出的一系列变法措施，这就是北宋历史上的“元祐更化”。北宋政坛党争频繁，不仅新党与旧党之间交锋激烈，旧党内部也存在严重的派别之争，而且政见的不同往往裹挟着人事的倾轧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大防因其诚朴耿直、不植党羽的操守，在元祐年间竟身居相位长达八年之久。《宋史》对此称赞他“立朝挺挺，进退百官，不可干以私，不市恩嫁怨，以邀声誉，凡八年，始终如一”。

吕大防有一个哥哥叫吕大忠。元祐年间他在秦州做官时，州判马涓因为曾经考取状元，经常以状元自称，大忠对他说：“状元云者，及第未除官之称也，既为判官则不可。”身份改变了，称呼也要改变，沉湎在往日取得的辉煌中，只会让人罔顾当下。他还对马涓说为应付科举学习的东西如今派不上用场了，“修身为己之学，不可不勉”。

吕大防的两个弟弟也很有名气。最小的弟弟叫吕大临，他是兄弟四人中唯一没有登第的，但却是学问最大的。大临著述丰富，尤精于金石学，他撰写的《考古图》是中国现存最早且较为系统的古器物图录。稍长一些的弟弟叫吕大钧，他是《吕氏乡约》的主要创制者。吕氏兄弟四人都曾在关学大师张载门下学习。大钧与张载同年考取进士，但他佩服张载的学问，愿向他执弟子礼。大钧不仅服膺张载的学说，更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践行张载的学说，朱熹撰写的《伊洛渊源录》说他“潜心玩理，望圣贤之致，克期可到，而日用躬行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为宗范”。

张载的学问“以《易》为宗，以《中庸》为的，以《礼》为体，以孔、孟为极”。这种“以《礼》为体”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吕氏兄弟，史称“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”。吕大防曾与大忠、大临切磋考证古礼，吕大钧执礼更为严谨，据说他的丧礼由夫人种氏操办，所用礼仪均是大钧生前制定的，“凡委巷浮屠烦鄙不经之事”一概不用，当地士人惊叹“君之道固行于妻子矣”。其实，吕大钧还试图将典雅的古礼由家庭推广到乡里，这也是《吕氏乡约》的创制目的之一。

成就里仁之美

《吕氏乡约》要求入约民众德业相劝、过失相规、礼俗相交、患难相恤。

所谓“德”就是“见善必行，闻过必改”。善是抽象的概念，《吕氏乡约》对此并不作高深的诠释，而是举例说明哪些行为是善的。能治其身、能治其家、能事父兄、能教子弟、能御僮仆、能事长上、能睦亲故、能择交游、能守廉介、能广施惠、能受寄托、能救患难、能规过失、能为人谋、能为众集事、能解斗争、能决是非、能兴利除害、能居官举职皆是应当褒奖的善行。

《吕氏乡约》为入约民众规定了十五种不应有的过失行为。除德业不相劝、过失不相规、礼俗不相交、患难不相恤这四种“犯约之过”外，还有六种“犯义之过”和五种“不修之过”。犯义之过包括酗博斗讼、行止踰违、行不恭逊、言不忠信、造言诬毁、营私太甚，不修之过包括交非其人、游戏怠惰、动作无仪、临事不恪、用度不节。若有犯过者，按照《吕氏乡约》的规定要将其名字记下来，并施以惩罚。

《吕氏乡约》倡导入约民众“凡行婚姻丧葬祭祀之礼，《礼经》具载，亦当讲求。如未能遽行，且从家传旧仪。甚不经者，当渐去之。”后来吕氏兄弟制定了《吕氏乡仪》，它分为宾仪、吉仪、嘉仪、凶仪，详细规定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行礼，如在路上遇见长者步行，应下马向长者作揖，等长者过后才能上马。民间操办婚丧嫁娶往往花费极大，《吕氏乡约》以“各量其力”为原则，规定了入约民众相互赠礼的规格，如嫁娶与庆贺所赠羊、鸡、兔、酒、水果、蜡烛与布帛等物，总值多不过三千文，少则一二百文。

《吕氏乡约》认为入约民众遇到以下七件事时应当互相帮助：一为水火，二为盗贼，三为疾病，四为死丧，五为孤弱，六为诬枉，七为贫乏。同约之人应不吝向有难者出借财物、车马、工具、人力等，对于可借而不借者、逾期借用他人钱物者、损坏所借他人钱物者都有所惩罚。《吕氏乡约》还倡导向约外有难之人伸出援助之手。依靠同约之人的互相帮助有时并不能完全解决困难，必要时仍应向官府求助，如“孤遗无所依者，若其家有财可以自赡，则为之处理”，如果不能自赡，则应申闻于官府，请求官府的帮助。

《吕氏乡约》并不强制当地民众入约，但是一旦入约，就应努力践行乡约的精神，接受乡约的约束。为此《吕氏乡约》认为应推举约正一人或两人，专对同约之人实施奖惩，此外还应安排值月一人，一月一更，管理约中杂事。同约之人每月聚会一次，聚会的目的就是惩恶扬善。对于过错较轻者，经过规劝后可以免于惩罚，但再犯则无可宽贷。《吕氏乡约》规定犯义之过一般罚五百文，情节较轻者可减至四百文、三百文;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一般罚一百文，情节较重者可增至二百文、三百文;对于累犯不改、不义已甚之人，可将其逐出乡约。

吕氏兄弟创制乡约的目的，正如其所言“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，犹身有手足，家有兄弟，善恶利害皆与之同，不可一日而无之。不然，则秦越其视，何与于我哉!”如果邻里之间疏远如秦越两国，彼此不相往来，如何相亲相爱相救难呢?吕氏兄弟希望乡人能够积极响应他们起草的乡约，并提供建议与意见，与他们一道成就里仁之美。

《吕氏乡约》重获新生

《吕氏乡约》创制于1076年，有的学者认为它并未付诸实践，也有的学者认为它曾短暂推行过。《吕氏乡约》在当时似乎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，真正使其重获新生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。

朱熹在1175年修订了《吕氏乡约》，他延续了原约的基本框架。与原约差异较大的，主要是其中涉及礼仪的部分。

朱熹将《吕氏乡仪》的内容全部精简并整合到《吕氏乡约》的“礼俗相交”款中，它包括以下四方面：一为尊幼辈行，二为造请拜揖，三为请召送迎，四为庆吊赠遗。中国人讲究长幼有序，朱熹按照年龄差异，将人分成五等：长于自己三十岁以上的尊者、长于自己十岁以上的长者，年龄与自己相差不到十岁的敌者，小于自己十岁以上的少者，小于自己二十岁以上的幼者。相较于吕氏兄弟长者、敌者、少者的划分，朱熹的划分更加细致。在确立了长幼秩序后，朱熹一一展开说明彼此见面时应如何着装、如何问候、如何作揖、如何坐位等。

在《吕氏乡约》中，同约之人聚会时并无礼仪，朱熹为此制定了读约之礼。按照朱熹的设计，同约之人每月朔望聚会，聚会当日在乡校举行读约之礼。值月读约前，他将按照长幼之序引导约众与约正见面行礼。值月读约后，由朱熹新设的副正推说其意，如果他有申论不到位的地方，允许众人质问。

对于约中行善者及有过者，值月将其名字分别载入记善籍与记过籍，记善籍将当众宣读，而记过籍仅当场传阅。《吕氏乡约》中对有过者处以罚款的措施被朱熹完全废除了，他倡导“同约之人，各自省察，互相规戒”。小错可私底下予以提醒，大错则由众人予以规劝，若无效果，则由约正在聚会之日“以义理诲谕之”，若有悔改之意，则书于记过籍以观后效，若争辩不服、屡教不改，也只能将其逐出乡约。

朱熹设计的聚会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日落，中午提供饮食，孟朔聚会还提供果与酒，这似乎是受到了乡饮酒礼的启发。入约民众事前将缴纳一二百文作为聚餐费用。下午安排的内容“或说书，或习射，讲论从容”，朱熹特别强调“讲论须有益之事，不得辄道神怪邪僻悖乱之言，及私议朝廷州县政事得失，及扬人过恶”。

朱熹对《吕氏乡约》的修改，使其更加完善整饬，同时也注入了他对现实的关怀。在任地方官期间，朱熹目睹古礼之荒废、淫祀之泛滥、风俗之萎靡，认为当务之急是以礼化俗，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。在1175年，朱熹同时进行着另一项工作，这就是《朱子家礼》的修纂。从家礼到乡约，其背后体现了朱熹教化苍生、澄清风俗的强烈使命感。

遗憾的是，朱熹生前未能亲自实践他修订的《吕氏乡约》。他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弥补了他的遗憾。1215年，朱熹弟子胡泳在家乡江西推行乡约;1243年，朱熹再传弟子阳枋在家乡四川推行乡约。朱熹弟子黄干曾感叹“后世礼教不明，人欲滋炽，利害相攻，情伪相胜。一室之内，父子兄弟乖争陵犯者多矣，而况于乡邻乎?”推行乡约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办法，这也是乡约在后世得到越来越多人重视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