友人约聚，说专意约了一个朋友来，是位二胡演奏家，年少成名，“鸣琴流水，疑鲂鲔之来听”。友人说，就不妨来聊聊天，听听琴。

如此，便该是一次雅聚了。演奏前，主人先请那位名字中带有一个“红”字的演奏家讲讲她的一个故事，她便拉家常般，三言两语讲了，方款款落座，正身，收膝，尔后起琴，旋轴，运弓，试弦，调音，随意拉响了几下胡琴，准备演奏……屋里其时静极了，我却仍沉浸在她轻描淡写的故事之中，浮现在我眼前的，竟是一次重返深山旧地的所见。

那是一片我熟悉的原始森林。早年我在意的，都是那些高大挺拔、魁梧伟岸甚至耸入云天的巨大乔木，从没注意过森林里还有别的什么。那天因走累了，找了个地方坐下歇息，就在我脚边方寸之处，竟还生有各种地衣苔藓类植物，形色独异，姿态可爱，各自构成的图案亦巧致，安详柔弱得让我慌忙把脚提起，不敢轻易触碰。久久凝视间，心生爱怜。在那样的大森林里，相比那些大树，它们的存在实在有些不堪。原来这世上，并非每一种生命都须奋不顾身地昂首向天，也可安详舒展地匍匐于地。真正的原始森林，也是一个天然、和谐、多元的生态系统，每种生物互依共存于同一娑婆世界。再一想，较之自然万物，人也无非是那样柔软的一员吧，至多也就是一叶会思想的芦苇。那样一个天然的多元系统，对于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人类社会，难道不该成为一个参照、一个榜样吗?

就在那时，一曲《二泉映月》刚刚奏毕，袅袅乐音，苍凉如月幽婉如水，依然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轻漾，演奏者的脸上却因将才演奏时的全情投入而红晕斑斓，连呼吸亦有些急促。

友人这时又问她，那天在湖边，你拉的也是这首曲子吗?

我就住在友人提到的那个湖边，早晚都会绕湖而行。湖边，经常会有以一把二胡或一把吉他在那里卖艺或行乞的人。原来，红那天恰好路过，见湖边有个拉二胡的残疾人，琴技显见不济，以致听者寥寥。红已悠然行过，却又似有牵挂。当她再次回头一望时，竟突生一念，也未多思索，便转身走了回去，操起残疾人的那把二胡，拉了起来。

诗人聂鲁达曾经写道：

我们有时候有灵魂。

没有谁能让它不间断地

存在。

日复一日，

年复一年，

可能没有灵魂地度过。

忆及此，便想那时，她是有灵魂的。而她与那个残疾人的相遇，恰如波兰诗人维斯拉瓦·辛波斯卡《一见钟情》里的诗句所言：他们两个都深信/一股突然的激情令他们交会。/如此确定固然美好，/而不确定仍更加美丽。/由于他们过去从不曾相识，他们认定/他们之间毫无瓜葛。/然而，街头，楼梯，走廊里是怎么说的——/或许，他们已彼此经过一百万次?

可那是怎样一把二胡啊，放在往常，她的学生也会嫌弃，但以其功力，再破的琴，经她调校，也能拉出一首好曲子来。悠扬的琴声回荡在那个湖边，吸引了众多路人，也装点着那个寂寥的黄昏。最终到底拉了几曲，她自己已然说不清。直到那位残疾人面前的纸盒盛满了纸币，她才起身匆匆离去……

想象着——是的，我想象着，红那时是坐在湖边的一个小马扎上，把自己放低，再放低，和一个不知名姓，几乎是趴在地上的残疾人紧挨在一起，俯身演奏着。赞许、疑惑、惊异的目光，如同透进森林的斑驳秋光，洒在她身上——那情景，没法不让我想起在原始森林里见过的，那些匍匐于地，或贴身于大树根部的苔藓地衣、无名花草，想起那样的宁静与斑斓;只是，她的四周不是耸入云端的大树，而是高高低低层层围观的路人，是都市中疯长傻狂的高楼大厦，是从高处投下来的诧异目光……而那时，那个曾与国内一流的二胡演奏家共赴辉煌，在舞台上赢得过万千掌声与鲜花的艺术家，正跟那个几乎是趴在地上的残疾人坐在一起。但她整个的人，她的琴声，琴声中深情流溢的爱，与她跟著名艺术家站在一起时一样，依然斑斓。与她曾经获奖的无数次演奏不一样，那天的湖边几无掌声——户外演奏，市声嚣杂，乐器简陋，座位低矮，却很难说那不是她此生最优雅最悠扬的琴声。

《娑罗馆清言》有谓：“春衣杜陵，急管平乐，真称名士风流;雨中山果，灯下草虫，想见高人胸次。”谢过约聚的友人，我一路寻思：昂首于云天之外是美丽的，匍匐于大地山间，亦同样美丽。红以她的“匍匐”，教我懂得了“匍匐”的真义。是了，你甚至可以忽略她的名字，只须晓得那个“红”字，记住匍匐依然斑斓，就已足够。